陆游子女及“示儿”诗考******
作者:汤江浩(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陆游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,也被称为“中兴之冠”。国家的灾难和民族的屈辱激发了陆游强烈的爱国之情,使他成为了中国诗史上继屈原、杜甫之后最有影响的爱国诗人。其《示儿》(死去元知万事空)是他的绝笔诗,也是他知名度最高的作品;无限的哀怨与凄凉,凝聚在短短的二十八字中,千百年来拨动着读者的心弦。陆游子女众多,其诗集中“示儿”类作品极为丰富,成就不俗,但因为多种原因,学界往往仅注意了其中的少数作品,故本文试图对其子女及“示儿”诗创作情况略作探考。
陆游子女情况新考
于北山《陆游年谱》、钱仲联《剑南诗稿校注》均引《山阴陆氏族谱》载陆游共有七子:
长子子虡、次子(仲子)子龙、三子子修(子惔)、四子子坦、五子子约、六子子布、七子(幼子)子遹(子聿)。其生平简历如下:
子虡,字伯业,小字彭安。行五。生于绍兴十八年(1148)三月,卒于嘉定十五年(1222),享年75岁。累官至知江州。子龙,字叔夜,小字恩哥。行六。生于绍兴二十年(1150)正月,卒于端平三年(1236)三月,享年87岁。历仕武康尉、吉州司理、东阳令等。子修,原名子惔,小字秀哥。行七。生于绍兴二十一年(1151)十月,卒于绍定元年(1228)六月,享年68岁(汤按:以生卒年推之当为68,族谱作78)。官至知江宁军事。子坦,字文广,小字行哥。行八。生于绍兴二十六年(1156)七月,卒于宝庆丁亥三年(1227)(汤按:族谱作卒于嘉定丁亥,但嘉定实无丁亥,故改为宝庆),享年72岁。历仕荆门、归州佥判、知安丰军等。子约,字文清。行十。生于乾道二年(1166)正月,卒于绍熙元年(1190),享年25岁。官知辰州军。子布,字思远,小字英孙。生于淳熙元年(1174)十一月,卒于淳祐十二年(1252),享年79岁。官至淮南东路提刑。子遹,亦作子聿、子[见下图],字怀祖。小名亦作建。行十五。生于淳熙五年(1178),卒于淳祐十年(1250),享年73岁。
据陆游《入蜀记》卷一载:“七日,……终日大雨不止。招姜医视家人及綯。”“九日,晴而风。……托周尉招医郑端诚,为统、綯诊脉,皆病暑也。”“十三日早,入常州,泊荆溪馆。夜月如昼,与家人步月驿外。綯始小愈。”又卷二载:“二日,见知州右朝奉郎王察。市邑官寺,比数年前颇盛。携统游东园。”又卷四载:“二十六日,与统、纾同游头陀寺。”可知有子统、綯、纾等三人同行,但未见载《山阴陆氏族谱》。
《入蜀记》作于乾道六年(1170)赴蜀途中,陆游时年46岁,携家同行。长子子虡23岁、次子子龙21岁、三子子修20岁、四子子坦15岁、五子子约5岁,六子、七子尚未出生。《入蜀记》中所称“统”,钱仲联认为即子虡之小名,见《剑南诗稿校注》卷一《统分稻晚归二首》解题。又《剑南诗稿校注》卷一《喜小儿辈到行在》:“阿纲学书蚓满幅,阿绘学语莺啭木。”钱仲联考此诗作之时与诸子之年岁,谓阿纲当为三子子修之小名,阿绘当为四子子坦之小名。今据此考之,陆游入蜀途中,五子子约年仅5岁,尚不合适偕同登山览景、访寺读碑,故推测纾当为次子子龙之小名。子约年幼,不妨与家人于客驿外散步赏月,故推测綯或当为子约之小名。
据现存文献,尚可考知陆游当生有多位女儿,至少二女以上。
《剑南诗稿》卷二《十二月一日二首》(其二)有云:“儿书春日牓,女翦上元灯。”此诗乃乾道三年十二月作于山阴,陆游时年43岁,子虡20岁,五子子约2岁。又《剑南诗稿》卷十三《蔬园杂咏五首》(其四):“昏昏雾雨暗衡茅,儿女随宜治酒肴。”此诗乃淳熙八年十月作于山阴,陆游时年57岁,子虡34岁,子遹4岁。又《剑南诗稿》卷十九《屡雪二麦可望喜而作歌》:“大妇下机废晨织,小姑佐庖忘晚妆。”此诗乃淳熙十四年冬作于严州,陆游时年63岁,子虡40岁,子遹10岁。三诗所言“翦灯”女,“治酒肴”女,“佐庖”小姑,当为实写,并非虚笔。
据《渭南文集》卷十三《上虞丞相书》:“某行年四十有八,家世山阴,以贫悴逐禄于夔。其行也,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。峡中俸薄,某食指以百数,距受代不数月,行李萧然,固不能归。归又无所得食,一日禄不继,则无策矣。儿年三十,女二十,婚嫁尚未敢言也。”此书作于乾道八年,陆游48岁,长子子虡25岁。书言“儿年三十,女二十”乃为约数,然据此可知陆游长女较长子约小十岁左右,当生于绍兴二十七年前后,其生平不详。
此外可考,陆游尝有一幼女早夭。《渭南文集》卷三十三《山阴陆氏女女墓铭》,乃陆游为幼女所作墓铭。此女初名闰娘,又更名定娘,“以其在诸儿中最稚,爱怜之,谓之女女而不名。”此女生于淳熙十三年(1186)八月,卒于淳熙十四年(1187)八月。其生年较幼子子遹,尚晚生八岁,时陆游62岁在严州任上。
陆游以“示儿”为题诗作及同类相近作品计量分析
陆游《示儿》(死去元知万事空)最为世人熟悉,其实陆游诗集中共有《示儿》同题诗6首,另5首为:《示儿》(舍东已种百本桑)、《示儿》(斥逐襆被归)、《示儿》(文能换骨余无法)、《示儿》(得道如良贾)、《示儿》(闻义贵能徙)。除此之外,陆游集中诗题标示出“示儿”的诗作及同类相近作品,俯拾即是,让人印象深刻。
今初步统计,《剑南诗稿》中有以“示儿子”“××××示儿子”“××××示子”为题者11首:《示儿子》(父子扶携返故乡)、《示儿子》(禄食无功我自知)、《秋晴每至园中辄抵暮戏示儿子》《复窃祠禄示儿子》《秋夜读书示儿子》《六经示儿子》《雨闷示儿子》《读经示儿子》《园中晚饭示儿子》《甲寅元日予七十矣酒间作短歌示子》《五更读书示子》;以“示儿辈”“××××示儿辈”为题者8首:《示儿辈》《病稍平示儿辈》《秋夜示儿辈》《北斋书志示儿辈》《思归示儿辈》《啜茶示儿辈》《即事示儿辈》《病中示儿辈》;以“示子孙”“示儿孙辈”“示诸孙”“××××示儿孙”“××××示子孙”为题者8首:《示子孙》(累叶为儒业不隳)、《示子孙二首》《示儿孙辈》《示诸孙》《感事示儿孙》《书意示子孙》;以“与儿子”“与儿辈”“小儿辈”“与儿孙”等为题者9首:《夜与儿子出门闲步》《南堂与儿辈夜坐》《与儿子至东村遇父老共语因作小诗》《与儿辈泛舟游西湖一日间晴阴屡易》《与儿辈小集》《喜小儿辈到行在》《睡觉闻儿子读书》《与儿孙小饮》《与儿孙同舟泛湖至西山旁憩酒家遂游任氏茅庵而归》。上述诗题皆泛言示儿孙,具体儿孙对象未明言,共41首。
其分别与诸子的诗作甚多,大略情况如下:与长子子虡者24题25首,与次子子龙者3题4首,与三子子修者1首,与四子子坦者9首,与五子子约者未见,与六子子布者5题7首,与七子(幼子)子遹(子聿)者57题66首。分别与诸孙的诗作:与元礼1首,与元用1首,与元敏3首。(按:为免复计,凡诗题与多人相关者,仅计题中第一人。如《寄子虡兼示子遹》,仅计为与子虡者。)上述与七子三孙的诗作共117首。
据上统计,仅以诗题而言,陆游“示儿”类诗作共158首。除此之外,虽诗题未标明“示儿”,而诗中咏及儿女子孙者亦颇多,据本人粗略统计尚有140首以上。故总体而言陆游以“示儿”为题的诗作及同类相近作品总数在300首以上。为论述方便,本文将其统称为“示儿”诗。
陆游“示儿”诗竟多至300首以上,如果放在《剑南诗稿》中来看,今传85卷本共收诗9144首,“示儿”诗约占3.2%,似乎相对数量并不算很高,但从绝对数量来说,在古今诗人同类作品中,实罕见其匹。
陆游“示儿”诗创作、选编及得失略论
钱锺书《谈艺录》三七“放翁二痴事二官腔”有云:“放翁诗余所喜诵,而有二痴事:好誉儿,好说梦。儿实庸才,梦太得意,已令人生倦矣。”钱锺书此言似颇尖刻犀利,可能会引起部分崇拜陆游的读者反感,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披览陆诗全集的读者会心一笑。不管是全部泛读或部分细读这300首以上的“示儿”诗,读者肯定都会产生如钱锺书所说的审美疲劳,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:陆游为何写作如此多的同类诗作?又为何全都保留于诗集而不作洗伐删削?
我们首先从《剑南诗稿》的版本问题入手考察,尝试回答这些疑问,并对陆游“示儿”诗创作分期略作分析。
《剑南诗稿》的版本主要有85卷本与87卷本两种系统:
85卷本最早由陆游长子子虡于嘉定十三年(1220)(陆游卒后十三年)编刻于江州。据子虡序跋所言,该集前20卷所收作品起绍兴十二年(1142)至淳熙十四年(1187),即陆游18岁至63岁间作品,乃陆游知严州时经门人郑师尹收集、陆游手定所刊《剑南诗稿》;该集21卷至60卷,所收为淳熙十五年(1188)至嘉泰三年(1203),即陆游64岁至79岁间诗作,乃陆游当时命子虡所编《剑南诗续稿》40卷,亦曾亲加校定;该集61卷至85卷,所收为嘉泰四年(1204)至嘉定二年(1209),即陆游80岁至85岁去世前的诗作。另有陆游严州编集时所删遗诗7卷,子虡别名为《遗稿》,今已散佚不存。
87卷本相传为陆游幼子子遹知严州时(宝庆二年至绍定二年,1226~1229)所编刻,前20卷所收与85卷本同,后67卷乃子遹所编。子遹所编序跋不传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十载“《剑南诗稿》二十卷、《续稿》六十七卷”,即此本。由于该本早不见传本,其与85卷本之异同已难辨明。亦有学者怀疑现传85卷本,或为子虡本与子遹本的综合本。
不论情况如何,子虡、子遹都对陆游淳熙十五年以后诗集的编纂产生了影响。我们从上文对陆游“示儿”诗的统计可以看到,其中与子虡、子遹诗尤多,似亦与他们曾先后编刻乃父诗集有一定的关联。陆游以“示儿”为题的诗作共157首,与子虡者25首,占比为16%,与子遹者66首,占比为42%,二者几占总数的六成。与中间五子者总共20首,占比仅12.7%:与次子子龙者3题4首,占比为2.5%;与三子子修者1首;与四子子坦者9首,占比为5.7%;与五子子约者未见;与六子子布者4题6首,占比为3.8%。而且陆游集中未见单独写给女儿的诗作。这种作品多寡不均的现象,颇不正常,故有学者认为陆游集中未见与五子子约之诗,乃因去世较早的缘故。其实,三子子修卒于绍定元年(1228)六月,乃在陆游去世后近二十年,而陆游集中所存与子修诗仅1首,可谓聊胜于无;五子子约卒于绍熙元年(1190),享年25岁,时陆游66岁奉祠居山阴,若说因子约早逝,陆游来不及为其作诗,这样解释感觉牵强,难以服人。只能说在陆游集编纂过程中,尽量多地保留了写给子虡、子遹的诗作,而对写给其他五子及女儿的诗作有不少删削或漏收。形成这样的结果,当与子虡、子遹曾先后编刻乃父诗集不无关系。
同时,也可能由于陆游对长子与幼子的偏爱,当年写给长子、幼子的诗本多于其他子女,造成了诗集所收或多或少、或有或无的差异。以人之常情而言,传统“父亲”往往重视严教长子而亲昵娇宠幼子。陆游或亦不能免俗,故于长子尤寄厚望,以诗为教,谆谆教诲;而幼子于膝前承欢最久,聪明伶俐,得以排解老年寂寞,又或因其母故,怜爱尤胜诸子。
其《示子虡》诗云:“好学承家夙所奇,蠹编残简共娱嬉。一婚倘毕吾无累,三釜虽微汝有期。聿弟元知是难弟,德儿稍长岂常儿。要令舟过三山者,弦诵常闻夜艾时。”(《剑南诗稿》卷四十八)此诗作于嘉泰元年(1201)秋,是年陆游77岁致仕居山阴。子虡54岁,“三釜”句,陆游自注云:“子虡明秋当赴句金。”指子虡次年将赴任金坛丞。六子子布28岁,“一婚”句,陆游自注云:“吾今年为一子自蜀归者聘妇,无复婚嫁之责。”此子即子布,在蜀中长大成人,是年春始从蜀地归山阴。聿弟,即子遹(子聿),24岁;德儿,即子虡之子元用,年方18岁。陆游七子,仕宦均由门荫恩典,而非由科举出身,且出仕亦晚,所任多为州县下僚,学问与诗文皆不甚显于时。对于陆游这样一个书香仕宦之家,祖、父及其本人皆以经学、文学享有盛名,而子弟出息不过如此,难怪被讥“儿实庸才”了。但陆游似乎完全不认为儿孙辈平庸,正如此诗所称誉“好学承家夙所奇”“聿弟元知是难弟,德儿稍长岂常儿”,都夸为奇才,对他们充满了希望,即使出仕做点小官,也为他们高兴,还特别叮嘱54岁的长子继续带领兄弟子侄挑灯夜读,不坠家风。从当代教育理念来看,陆游的家教是具有现代性的,大体是以表扬、鼓励为主。
陆游的军旅诗颇有英雄之气,但其“示儿”诗多表现出慈父慈母情怀。其《统分稻晚归二首》(《剑南诗稿》卷一),乃乾道三年(1167)作于山阴。陆游因“交结台谏,鼓唱是非,力说张浚用兵”的罪名,由隆兴府通判罢归。诗题所称统,即子虡,时年20岁。诗云:“勤劳解堪忍,馀暇更吟哦。岁恶增吾困,家贫赖汝多。”“薄酒不自酌,夕阳须汝归。橘包霜后美,豆荚雨中肥。路远应加饭,天寒莫减衣。”怜子农事劳作艰辛,夸奖之,犒劳之,嘘寒问暖,怜爱之情溢于言表,一片慈母心肠,全无严父威风。
再看陆游写给幼子子遹(子聿)的诗。其《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待子聿未归》:“寒炉火半销,坏壁灯欲死。人行篱犬吠,月出林鹊起。吾儿信偶非长路,老子可怜煎百虑。人人父子与我同,立朝勿遣交河戍。”(《剑南诗稿》卷三十六)此诗庆元三年(1197)冬作于山阴,疑似同题二首。陆游时年73岁,子遹(子聿)20岁。前半首书写子遹偶因事入城,夜深未归,诗人灯下枯坐,倚门盼归;后半首书写诗人推己及人的情怀,由子遹偶然逾时未归,老父即心中悬悬,坐卧不宁,联想到如果是儿子们奔赴边塞作战,那天下的父亲又将经受什么样的煎熬,这样诗人一改往日主战的口吻,反而忠告在朝当政者勿轻易发动战争。看来对幼子的怜爱,成了陆游情感世界中最柔软的部分。
其《送十五郎适临安》诗云:“求禄亦常事,出门宁自由。苦留虽惜别,细话却生愁。雨急投村市,钟残过寺楼。只应今夕梦,先汝到江头。”(《剑南诗稿》卷六十二)此诗开禧元年(1205)夏作于山阴。十五郎,即子遹。陆游82岁,子遹28岁。是年秋子遹以父致仕恩荫补官,将往临安赴铨试,陆游作此为小儿送行。首联作家常语,安慰儿子亦是安慰自己,表现出亦喜亦悲、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。颔联,“苦留”终一别,“细话”难解愁,“苦留”“细话”更生出许多不忍离别的痛苦。颈联,画出行旅景况,或兼设想别后景况。尾联,发愿与儿梦魂相随,似欲效倩女离魂,颇堪发噱;但若能体谅老父风烛之年舐犊之爱,为人子者亦当复泪下。
元刘埙《隐居通议》卷二十一谓陆游:“晚年高卧笠泽,学士大夫争慕之。会韩侂胄颛政,方修南园,欲得务观为之记,峻擢史职,趣召赴阙。务观耻于附韩,初不欲出,一日有妾抱其子来前曰:‘独不为此小官人地耶?’务观为之动,竟为侂胄作记,由是失节,清议非之。”所载陆游因幼子而失节事,或取自传闻而局部夸张失实。陆游因权臣韩侂胄推重,于嘉泰二年(1202),为朝廷破例起用任史官,次年史成,即以太中大夫充宝谟阁待制致仕。此间与权臣韩侂胄有所交往,常为人诟病。其实,嘉泰元年,幼子子遹已24岁,并非能为妾所抱来的“小官人”。除子遹之外,陆游并没有其他尚在怀抱的“幼子”。子遹生于淳熙五年(1178),是年陆游54岁,春奉召离蜀。其生母或为陆游在蜀所娶妾杨氏,即为传闻中抱子前来求情之妾的原型。
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八有云:“及韩氏用事,游既挂冠久矣,有幼子泽不逮,为侂胄作《南园记》,起为大蓬。”此当为言陆游因幼子而失节的较原始的版本。所谓“幼子泽不逮”,即谓幼子子遹虽已成年,但无恩荫获得一官半职。而上引《送十五郎适临安》诗,似乎正说明后来子遹享受到了以父致仕恩荫补官的恩泽。不过,若将陆游晚年破例重出担任史官,解读为陆游因幼子仕途而不惜牺牲一世清名,不是出于对陆游的误解、猜疑,就是有意对陆游进行的诬蔑、羞辱。陆游晚年重出,与辛弃疾颇为相似,皆因受了韩侂胄北伐的蛊惑,并非为了幼子的一官半职而自毁名节。
关于陆游“示儿”诗创作分期,我们可以淳熙十四年(1187)为界,分为前后两个时期。以今本《剑南诗稿》前20卷考之,自19卷《戊申元日》以后即为淳熙十五年(1188)之作,20卷则收淳熙十五、十六两年的部分作品,实与子虡原序跋所称淳熙十四年(1187)以前之作编为20卷有异,可证今所传85卷本已非子虡原本。而以19卷《戊申元日》以前考之,共收与子虡诗3首,与子遹诗5首。当时诸子皆未出仕,五子子约亦健在,但未见收录单独与他们的诗作。而子遹不过10岁,对其偏爱较为明显。不过,在淳熙十四年前的2535首诗作中,陆游的爱子之情尚未泛滥,即便作较宽泛的统计,其中的“示儿”诗大约有35首左右,数量并不算多,而精彩之作不少。
从绍熙二年以后陆游每年的诗作多在200首以上,尤其是最后的十年每年的创作数量多在400首以上,尤其是嘉定元年达到599首。陆游大量的“示儿”诗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,数量丰富,精粗并存。出现这种情况,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:其一,与陆游晚年诗学思想变化有关。他晚年主张“诗到无人爱处工”“并从前求工见好之意亦尽消除”,部分作品“明白如话,然浅中有深,平中有奇,故足令人咀味”,但亦有部分作品乃率尔而作,诗意淡薄。其二,陆游越到晚年愈感精神孤独,其舐犊之情随年寿愈高而愈强烈,故多数“示儿”诗情感真挚,表现的父爱极为浓烈,但又因子孙众多,生活圈子又较狭小、固定,诗题既严重重复,诗意亦因年高而才情减退,容易自我重复,难以自我超越。其三,其晚年创作作品太多,而子虡、子遹编集时,或不忍大加删削,故与子虡、子遹有关作品,保留尤多。
陆游《跋詹仲信所藏诗稿》尝云:“予平生作诗至多,有初自以为可,他日取视,义味殊短,亦有初不满意,熟观乃稍有可喜处,要是去古人远尔。”(《渭南文集》卷三十一)可知诗作之得失品鉴之不易,作者自评其作,亦前后颇有变化出入,何况其后人学养、识见、才情远不及乃父,岂敢恣意取裁,能深获作者之心。总体而言,陆游“示儿”诗数量丰富,富有情味,不乏名篇佳句,其艺术表现特色正如钱基博所称:“因事见道,称心而出,振笔以书;而不以饾饤成语,融裁古人为功。”我们不必因其部分作品粗率或存诗句、诗意重复现象,而否定其艺术总体成就。其中蕴涵丰富的“诗教”资源,对当代传承古典诗教,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
《光明日报》( 2022年11月28日 13版)
翰墨风流冠古今——读《兰亭序》******
作者:李昕 单位:中国书法家协会
有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美誉的《兰亭序》,问世近1700年,是世人心慕手追的书法佳作,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。王羲之书法流传至今,蕴含强大生命力与艺术美,不只是技法,更是文化依归。《兰亭序》以无声语言承继中华文化传统,成为华夏民族不朽的精神载体。赓续文脉传统,陶铸时代精神,走好创变之路,这或许是《兰亭序》留给今人的重要启示。
唐代冯承素摹《兰亭序》
一
文史大家周汝昌曾说,中华文化有三大国宝——《兰亭序》《文心雕龙》《红楼梦》,皆属极品,后人难以企及。在他看来,这三者存在“多谜性”——异说多、争议多、难解多,历代史家着力注疏考证,唯此三者称最。有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美誉的《兰亭序》,罕书珍墨,绝代佳作,单是太宗心仪右军、萧翼计赚兰亭以及兰亭下落、真伪、论辩等趣闻轶事就吊足世人胃口,成为经久不息乐此不疲的文化谈资。
相传《兰亭序》为王羲之酒酣耳热之际乘兴挥毫而成。作品二十八行,三百二十四字,以鼠须笔写在蚕茧纸上,遒媚飘逸、圆转流美、劲健婀娜。据说次日,王羲之酒醒,展卷捧读钟爱无比,便试着伏案重写,结果均未有原来神韵,不禁感慨,“此神助耳,何吾能力致。”
在书法史上,《兰亭序》是神来之作,谜一般的存在……
二
公元353年(东晋穆帝永和九年)的上巳节,与往年并无二致。北方战事依然胶着。大地复苏,春光日暖,人们来到水边沐浴洗濯,祈福祛邪,是为修禊。文人雅士借机邀约相聚,赏景听琴,品茗饮酒,吟诗作赋,是为雅集。这年的上巳节注定与众不同,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王羲之召集了名垂青史的修禊雅集。
会稽山阴的兰亭,四周崇山峻岭、茂林修竹、清流急湍……天地澄澈,一如王羲之心境澄明。风和日丽,风物闲美。大家列坐溪水两侧,觞置于溪中,顺流而下。依约定,觞停于面前,就得赋诗,否则罚酒三杯。于是,一时饮酒吟诗好不畅快,一唱一和尽显文士风流。
参加雅集凡四十二人,王、谢、郗、庾等世家大族悉数到场:王羲之、王徽之、王献之、王凝之、王玄之、王蕴之、王丰之、王肃之、王彬之、王涣之、徐丰之、曹茂之、曹礼、曹华、孙绰、孙统、孙嗣、谢安、谢万、谢瑰、谢滕、谢绎、郗昙、庾友、庾蕴、魏滂、桓伟、羊模、孔炽、后绵、刘密、虞谷、虞说、任儗、袁峤之、华茂、劳夷、华耆、卞迪、丘髦、吕本、吕系。
王羲之,时年五十。两年前到任会稽,主持郡内事务。
谢安、谢万,兄弟二人才器出众。谢安33岁,此时距“淝水之战”尚有三十年,但已声扬天下。
孙绰,39岁,少因文闻名。当世名人去世,必延请撰文,刊石刻碑。曾作《游天台山赋》,文辞颇得好评,他对友人说:“卿试掷地,当作金石声也。”掷地有声即出典于此。
郗昙,33岁,散骑侍郎,太尉郗鉴之子、王羲之妻弟,善草书,“密壮奇姿,抚迹重熙,若投石拔距,怒目扬眉”。
庾友、庾蕴,司空庾冰之子,颇有声名。
…………
据考,雅集十一人成四言五言诗各一首,十五人各成诗一首,十六人诗不成,罚酒三觥。诗作辑为一册,王羲之担纲作序,是为《兰亭序》:
永和九年,岁在癸丑,暮春之初,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,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,茂林修竹;又有清流激湍,映带左右,引以为流觞曲水,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,一觞一咏,亦足以畅叙幽情。
是日也,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,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,所以游目骋怀,足以极视听之娱,信可乐也。
夫人之相与,俯仰一世,或取诸怀抱,悟言一室之内;或因寄所托,放浪形骸之外。虽趣舍万殊,静躁不同,当其欣于所遇,暂得于己,快然自足,不知老之将至。及其所之既倦,情随事迁,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,俯仰之间,以为陈迹,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修短随化,终期于尽。古人云:“死生亦大矣。”岂不痛哉!
…………
宋代马远《王羲之玩鹅图》
三
世间的美好,往往妙不可言;艺术的魅力,常常难以形容。面对《兰亭序》,或是初初相见,或如故交重逢,总有愉悦欢欣自心底充盈而出,那是神交意会之感,“翩若惊鸿,婉若游龙,荣曜秋菊,华茂春松。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,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。”
孙过庭以“体五材之并用,仪形不极;象八音之迭起,感会五方”形容书法之妙,如果前者即言点画结体章法,后者可谓笔墨韵律节奏,二者相得益彰相映成趣。细观“兰亭”,点画笔法,灵动流畅,挺逸隽美;结体安排,疏密有致,得体匀美;章法意蕴,行云流水,生动盎然。
《兰亭序》美在笔墨技法。黄庭坚说:“反复观之,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。”赵孟頫感慨:“书法以用笔为上,而结字亦须用工。盖结字因时相传,用笔千古不易。右军字势古法一变,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,故古今以为师法。”董其昌评价:“其字皆映带而生,或小或大,随手所如,皆入法则,所以为神品也。”诚如王羲之所说:“视形象体,变貌犹同,逐势瞻颜,高低有趣。分均点画,远近相须;播布研精,调和笔墨。锋纤往来,疏密相附,铁点银钩,方圆周整。”单论全篇20个“之”字,极尽变化,与上下左右呼应有致,顾盼生姿,无丝毫违和。
《兰亭序》美在文字文本。扬雄有“言,心声也;书,心画也”之说。书法是汉字书写艺术。如果说汉字是书法的形成基因,文本则是内在灵魂。作为文化独特标识,书法经典必定历经时间打磨、沉淀时代精华。《兰亭序》是世人心慕手追的书法佳作,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。吴楚材、吴调侯选注《古文观止》评道:“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。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,鲜实效。一死生而齐彭殇,无经济大略,故触景兴怀,俯仰若有余病。但逸少旷达人,故虽苍凉感叹之中,自有无穷逸趣。”
雅集之序,写尽人生。
四
两年前,王羲之挈妇将雏来到越中,安家蕺山之下。会稽是摄政王司马昱的封地。二十三年前,会稽王司马昱尚年幼,王羲之被选为会稽王友。六年后,调入征西将军庾亮府任参军……看惯狼烟烽火旌旗猎猎,看淡刀光剑影鼓角争鸣,看倦权臣争斗尔虞我诈,他抽身军旅沙场,远离建康权力漩涡,得机赴任会稽。
浙水越地,山清水秀,王羲之深为吸引,“初渡浙江,便有终焉之志”。故主新差,内史衙门生涯不轻松。饱经战事袭扰的江南,民生废弛,满目疮痍。“自军兴以来,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,虚耗至此,而补代循常,所在凋困,莫知所出。”“此郡之弊,不谓顿至于此,诸逋滞非复一条。”现实惨淡,他尽忠竭力为郡务奔走操劳。
上任次年,逢旱灾,粮食歉收,百姓饥馑无着。商绅囤积居奇,朝廷以储备军粮为由驳回王羲之赈灾请求。情势危急,他心急如焚,下令断酒节粮,居然有人反对。他向友人坦陈:“百姓之命倒悬,吾夙夜忧,此时既不能开仓庾赈之,因断酒以救民命,此有何不可。……吾复何在,便可放之,其罚之制,宜严重,可如治日,每知卿同在民之主。”他恢复建设漕运,减轻刑罚以解决用工难,严惩贪盗官米的“鼠耗”行为。得知吴会百姓赋役尤重,他上疏据理力争,减轻赋税徭役等策多为朝廷采纳。
虽劳心费力,但民有所得令其颇感欣慰。他致信谢安:“顷所陈论,每蒙允纳,所以令下小得苏息,各安其业。若不耳,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。”不怠政鱼肉百姓,惠民济生,善莫大焉。后世欧阳修治理滁州,有“上之功德,休养生息,涵煦于百年之深也”的感叹,为民之心,同出一理。
年前北伐战况不利,在王羲之意料之中——主帅殷浩是好友,但非帅才,王羲之数次上书反对无果,民扰国耻,徒增感伤。意料之外的是次年兵败殷浩被贬庶人,郁郁寡欢不久便亡故。一念过往,一念将来。命若草芥。乱世之时的上巳时节,万物发春华,案牍劳形之余,广袤天宇之下,畅叙幽情,自然生发关乎生命的感慨……
800年前的上巳节,孔子问弟子志向。曾点侃侃而谈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“孔子喟然叹曰:“吾与点也!”一幅国治民安和乐景象。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,文人仕宦心中的济世情怀多有相似。如今,时间做了注解:世殊事异,所以兴怀,其致一也。
明代文徵明《兰亭修褉图》(局部)
五
雅集,集的是文人文翰,雅的是文兴文心。金谷诗会仿若昨日。
石崇是西晋权臣,有诗名。他以重金在洛阳建造别墅“金谷园”,置奇花异草珍禽怪兽亭台楼榭,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有“清泉茂树,众果竹柏,药草蔽翳”,即言蔚为壮观。石崇与左思、潘岳等常在此聚会结社,史称“金谷二十四友”。
296年,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将返长安,石崇召集诗会饯行。左思、潘岳、刘琨、陆机、陆云等三十人参加。石崇为诗会文集撰《金谷诗序》。雅集盛况,序言可见一斑:
余以元康六年,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、徐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。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,去城十里,或高或下,有清泉茂林,众果、竹、柏、药草之属,莫不毕备。又有水碓、鱼池、土窟,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。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,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,昼夜游宴,屡迁其坐,或登高临下,或列坐水滨。时琴、瑟、笙、筑,合载车中,道路并作;及住,令与鼓吹递奏。遂各赋诗以叙中怀,或不能者,罚酒三斗。感性命之不永,惧凋落之无期,故具列时人官号、姓名、年纪,又写诗著后。后之好事者,其览之哉!凡三十人,吴王师、议郎关中侯、始平武功苏绍,字世嗣,年五十,为首。
石崇笔墨才情描绘的良辰美景管弦之盛宴酣之乐,不过是豪门骄纵醉生梦死的真实写照。耽于逸乐,欢娱终有尽。乱世之中,生如蜉蝣,难怪要“感性命之不永,惧凋落之无期”。后世杜牧过金谷园,触景生情写下:“繁华事散逐香尘,流水无情草自春。日暮东风怨啼鸟,落花犹似坠楼人。”诗人感慨石崇与歌妾绿珠传说,这何尝不是对朽腐王朝富奢豪族逝如落花的悲叹呢?
兰亭雅集,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,则有不同况味。
《世说新语》记载:“王右军得人以《兰亭集序》方《金谷诗序》,又以己敌石崇,甚有欣色。”苏轼曾为《右军斫脍图》题跋,“兰亭之会或以比之金谷,而以逸少比季伦,逸少闻之甚喜。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,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,尚不堪作奴,而以自比,决是晋宋间妄语。”《世说新语》用词意味深长,耐人寻味。同仁点破玄机,兰亭有抗衡金谷之味,一个“方”字,与“敌”对应,非仿效、比拟可解。王羲之会心而喜——心气趣味相异,岂是比拟,简直不屑。序文“虽无丝竹管弦之盛”足见轻蔑之意。他作《兰亭诗》:“鉴明去尘垢,止则鄙吝生。体之固未易,三觞解天刑……”
一个于张扬中尽显豪奢享乐之气,一个在清新中展现淡雅豁达之风;一个是荒诞放纵时代下社会垂死的哀荣,一个是散逸自在人性中生命价值的探求。同为官宦之人,为文境界高下立判。再看石崇、刘琨等悲剧人生,何为文?何来雅?
流水潺潺,春草萋萋,风流总如落花流水风吹去。世间万象,人事沧桑,存乎一心。
六
一部《兰亭序》,半部魏晋史。
死生亦大矣。这是《庄子·德充符》中记述孔子的感慨,由此他赞誉鲁国兀者王骀内心之德,“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,命物之化而守其宗”。追问生死是探寻生命终极价值的哲学基本命题。对待生死,隐忍抑或暴怒,回避抑或直面,随性抑或持重,因人而异。家国危难,宦海浮沉,人事变迁,经历是是非非起起落落浮浮沉沉,生死之境、得失之道如此真实呈现,岂不痛哉?
几位特殊人物的离去,让王羲之刻骨铭心。
父亲王旷,朝廷肱股之臣。经过八王之乱,西晋岌岌可危,他力主南渡建康,孤军在北伐前线征战。310年,在当年白起围歼赵括军队的长平,与北方之敌激烈交战,全军覆没,王旷就此生死不明。《晋书》说王羲之“幼讷于言”。仓皇南渡,经历簪缨之族的家道中落,父亲是如影随形却难以言说的痛楚。对王旷,能臣功业,一念之下,生死凶险难料;对王羲之,幼年失怙,一朝之间,人间冷暖尽知。
叔父王敦,东晋立国重臣。王敦颇赏识王羲之,曾当面赞誉,“汝是我佳子弟,当不减阮主簿”,寄予光耀王氏家族厚望。王敦行事强势,功高震主而致“王敦之乱”,终死于军营。王导等惊恐万分,惶惶不可终日,所幸皇帝并未株连治罪。王敦从功臣到罪人的逆转,确是不小的震动。父亲不明就里消失的阴影未散,叔父谋逆病死如同大山,压在家族门楣上,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说到王敦,还得提周顗。周顗是当朝德高望重的名士。某日,13岁的王羲之慕名拜访,席间上“牛心炙”,当着一众宾客,周顗离席亲自切下牛心给王羲之。这是至高荣耀。王羲之年少声名鹊起,周顗有知遇之恩举荐之功。这样一位正直高古之士,却被王敦发兵建康时杀害了。好友劝他躲避,他慷慨道,“吾备位大臣,朝廷丧败,宁可复草间求活,外投胡越邪?”周顗的惨遇,王羲之有动容感慨,更有惊诧震撼。
23岁时,王羲之出仕。经历司马昱王府任职,再转庾亮将军府幕僚。庾亮顶着压力准备北伐,不幸遇挫,怏怏而卒,临终前向朝廷举荐王羲之“清贵有鉴裁”。庾翼接任,依然器重王羲之,依然积极北伐。
永和元年,庾翼病死北伐军中。此前,王导、郗鉴、庾亮等一位位器重他的重臣良将先后离世,生死意象竟如此惨淡。
桓温势力崛起,起用殷浩成为朝廷首选。永和三年,王羲之接受殷浩推举,担任护军将军。司马昱、殷浩积极准备北伐。国难之时,殷浩、桓温不睦,王羲之毅然出面,“密说浩,令与桓温和同,不宜内构嫌隙,浩不从”。眼见北伐行将重蹈覆辙,他改变了素来支持北伐的态度,再三上书劝阻。一意北伐,难逃国家蒙乱,百姓遭劫。支持北伐,只有失败;反对北伐,只有失望。当殷浩和司马昱主意已定,王羲之唯有抽身而退,失望而归。
离开军营,暂居建康。殷浩敬仰王羲之为人,“逸少清贵人,吾于之甚矣,一时无所后”,修书力劝他出来任职。“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。岂可以一世之存亡,必从足下从容之适?”天下之治,由得贤也;天下不治,由失贤也。怎能以国家存亡大义服从个人散淡闲逸的生活志趣呢?
这次,听从殷浩建议,王羲之上任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这就有了后来的《兰亭序》。
七
魏晋风度,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现象。
国家战事频仍、社会动荡不安,饱受物质和精神之苦,却形成中华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魏晋风度。“立异于众贤之外,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。”张扬乖张放达的求真、回归清丽质朴的尚简、追求俊逸奔放的崇美,风行文人圈。由此,“晋人以虚灵的胸襟、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,乃能表里澄澈,一片空明,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。”反映到书法领域,文人自我内省和率性表达,“把笔抵锋,肇乎本性”,风流自赏、我手写我心,率真简淡、妍美流畅成就尚韵书风。
宋代蔡襄激赏晋书风韵,“书法惟风韵难及。虞书多粗糙,晋人书,虽非名家,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……可以精神解领,不可以言语求觅也。”行草书更见其精髓。宗白华曾评析晋书美学意蕴:“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,无法而有法,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,一点一拂皆有情趣,从头至尾,一气呵成,如天马行空,游行自在。又如庖丁之中肯綮,神行于虚。这种超妙的艺术,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,才能心手相应,登峰造极。”
从东汉到魏晋,亦是隶变时期,楷行草等书体正逐步定型,书法审美新风尚正待形成。书法艺术性相较实用性愈渐凸显,质朴稳厚的篆隶书风流变为遒劲晓畅的行草书。王羲之博采众长,行书创变自成一路——精妙流美的字体体现楷法的完备,飘逸俊雅的笔法隐含楷书的健朗。《兰亭序》个性洒脱、意趣盎然、意韵深厚的书风即为典型,因应了社会审美需求。
梁武帝萧衍以“龙跳天门,虎卧凤阙”形容王羲之书法。虎卧是力度与厚实,是端庄稳健的风貌;龙跳是雅致与散逸,是畅快流动的气息。动静相应,方圆并用,是为中和之美。《兰亭序》内擫取势,聚力凝神;外展妍美,清新俊雅。“不激不厉,而风规自远”,尽现中和神韵。物象之美、意象之妙、情象之趣,王羲之“我书我心”走出书法发展的另一境途。
明代项穆曾说:“圆而且方,方而复圆,正能含奇,奇不失正,会于中和,斯为美善。”中和,乃书法之道。熊秉明先生将中和视为书法最高理想,中和“穷变化、集大成”,好像阳光,似乎只有白色,其实包含一切色。古今一揆。张怀瓘有评价,“右军开凿通津,神模天巧,故能增损古法,裁成今体。进退宪章,耀文含质。推方履度,动必中庸。”中和书风的形成和追捧,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理念和艺术情趣。故自梁唐后,王羲之书法成为“终古之独绝,百代之楷式”。
八
文化是心灵的学问,艺术是心灵的创造,书法即为心灵之道。宗白华说,中国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,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,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。齐白石认为,中国艺术最基本的源泉是书法,对于书法若没有相当的认识和理解,那么和中国的一切艺术可以说绝了姻缘。作为华夏民族精神气质的典型象征,书法表达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律动,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命态度。
书法以笔墨呈现真实情性,体现书者对自然世界与内心世界、对宇宙生命与自我生命的映照。通人之变是书家追求的至高境界,有诸于中而形诸外,得于心而应于手。王羲之就有“书者,玄妙之伎也,若非通人志士,学无及之”之论。于哲学意蕴中,书法透露出书者的人文趣味、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。
衣冠南渡,风雨飘摇,群雄割据,生灵涂炭。时人崇尚老庄,大谈玄理,寄情山水,沉迷炼丹饮酒,直感慨生若浮萍。然而死生亦大矣,俗世之中,还有世俗之上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,齐彭殇为妄作。人生苦短,惜时悲老,还需眷念生活,经世致用,有所作为。
王羲之受时风影响但不为羁绊。某日,政务之余,与谢安登城远眺。谢安一番论理,便生弃世归隐之念。王羲之说:“夏禹勤王,手足胼胝;文王旰食,日不暇给。今四郊多垒,宜人人自效。而虚谈费务,浮文妨要,恐非当今所宜。”国家动荡危难,怎能安于闲谈论道?回看这段对话,堪为他会稽内史任上勤勉尽心的写照——身处乱世,生而有涯,亦当行有为之事。
人之在世,趣舍万殊,静躁不同。所遇之事满意,便会沉浸其中欣然自得而不知时光流逝。及其所之既倦,情随事迁,感慨系之矣。于是,悟言一室者有之,放浪形骸者有之。面对同僚龃龉掣肘,骨鲠爽直不流俗世的他再次抽身而退。不是退避,而是“志于道,游于艺”。355年,王羲之告病辞官。久在樊笼,复返自然。“修植桑果,今盛敷荣。率诸子,抱弱孙,游观其间。有一味之甘,割而分之,以娱目前。”
睥睨天地,人生过客,孰为重?修短随化,终期于尽。在时间面前,所有清谈虚名、权位利益都将变为陈迹,个中生死之道,任何豪杰枭雄贩夫走卒概莫能外。北伐途中,桓温见到往日手植柳树已有十围之粗,心生感慨:“木犹如此,人何以堪!”攀枝执条,泫然淌泪。此番,王羲之悠游林下,“坐而获逸,遂其宿心”。
世事漫随流水,算来一梦浮生。超脱世事,并非超然物外。他忧心献之婚事,致信友人:“吾有七儿一女……唯一小者尚未婚耳。过此一婚,便得至彼。”他念念不忘川蜀山水,致信周抚,“想足下镇彼土,未有动理耳。要欲及卿在彼,登汶领、峨眉而旋,实不朽之盛事。但言此,心以驰于彼矣。”
北方战事令人忧心。356年,琅琊临沂祖墓遭毁,不能前往整修,“痛贯心肝,痛当奈何”?国耻家恨,王羲之悲愤至极,写下《丧乱帖》。358年,意欲北伐的桓温委以谢万重任。殷鉴在前,深为忧虑,他告诫谢万,“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,则尽善矣。食不二味,居不重席……济否所由,实在积小以致高大,君其存之。”不骄奢傲物,勿以善小不为,心性通达,循事理而行。
生死无常,斗酒相娱,乱世江湖醉一场;死生无畏,归去来兮,金戈铁马梦一场。叩问生死,王羲之放下的是俗念龃龉,放不下的是国事亲情。临池濡墨染翰,他于现实与精神间寻一隅安放内心的乐土。
书法乃指间之技、纸上之艺,更是腹内之文、心中之道。苏轼评价王羲之书法“萧散简远,妙在笔画之外”。刘熙载说:“学书者有二观:曰观物,曰观我。观物以类情,观我以通德。”读懂王羲之书法,不只是技与艺,更是安身立命的道与义——闪耀人性光辉,有道家通透放逸,也有儒家厚重健朗。如此,《兰亭序》就是参透人生、探明事理、关乎生死哲学的精彩导引,映照出中国文士澄明通透的心灵天空。
九
1310年,57岁的赵孟頫奉诏前往大都,过南浔,好友独孤淳朋前来送别,并让与《宋拓定武兰亭序》。这令其喜不自胜。“北行三十二日,秋冬之间而多南风,船窗晴暖,时对兰亭,信可乐也。”舟行途中,潜心赏玩临习,并专为之作跋,仅独孤本就有十三跋,后称《兰亭帖十三跋》。“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,悉知其用笔之意,乃为有益。右军书兰亭是已退笔,因其势而用之,无不如志,兹其所以神也。”赵孟頫感慨不已,“右军人品甚高,故书入神品。”作为二王书风承前启后人物,他道出《兰亭序》艺文兼备、技道互参、人书合一的魅力了。
有人说,王羲之书法流传至今,蕴含强大生命力与艺术美,不只是技法,更是文化依归。失去母体文化的艺术创作是没有出路的。唯有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,方能使书法焕发新生。
正因如此,历代摹刻不断。《善本碑帖录》记载:“自王羲之《兰亭序》问世以来,临摹本中上佳者有《定武本》《神龙本》《褚摹本》《薛稷本》《落水本》《东阳本》《上党本》等18种。”《兰亭序》原本下落已成历史悬案,但众多摹本拓本艺术价值光彩熠熠。米友仁曾赋诗:“翰墨风流冠古今,鹅池谁不赏山阴。此书虽向昭陵朽,刻石犹能易黄金。”
后之视今,亦由今之视昔。历经近1700年,《兰亭序》以无声语言承继中华文化传统,成为华夏民族不朽的精神载体。兰亭精神历久弥新。清代沈宗骞《芥舟学画编》有“自出精意,自辟性灵,以古人之规矩,开自己之生面”。赓续文脉传统,陶铸时代精神,走好创变之路,这或许是兰亭留给今人的重要启示。
今天的绍兴,在兰亭故地辟有右军祠,配建流觞亭、曲水流觞等小品,定格那场雅集盛况。流觞亭廊柱有对联:“此地似曾游,想当年列坐流觞未尝无我;仙缘难逆料,问异日重来修禊能否逢君。”
雅集不散。此际,时空交响;此地,物我一体。
天地悠悠,日月光华。感谢王羲之和《兰亭序》,因为这中国文化的丰碑巨竭,我们连接前人,照耀后来!
《光明日报》( 2023年01月06日 13版)
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